1960年，周总理请溥仪吃饭，席间，溥仪看了一旁的女子好几次，周总理注意到后，就笑道：“这是你亲妹妹，你不认识了？”
1950年秋天，北京崇文门外一条窄胡同里，一个年轻女人蹲在院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正对着一个新买的蜂窝煤炉子发愁。她姓金，叫金志坚。邻居王婶路过，一看就笑了：“金老师，您这火封得太死了，得留个进风口。”说着帮她重新码了煤球，又教她怎么摇扇子。金志坚蹲在旁边学得很认真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王婶不知道的是，这位连生炉子都不会的女老师，十二年前还住在天津的洋楼里，身边跟着伺候的人。她的原名叫爱新觉罗·韫欢——溥仪的亲妹妹，醇亲王府的七格格。
金志坚自己不爱提这些。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天，她瞒着家里跑去看解放军进城。有个小战士扛着枪从她面前走过，扭过头冲她笑了一下，脸晒得黑红，一口白牙特别显眼。她站在人群里，突然掉了眼泪。后来她跟学校同事说起这事，只说了句：“我觉得那才是人该有的样子。”
没过多久，她就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吃惊的事。她一个人揣着户口本去了派出所，说要改名字。民警问她改成什么，她说：“金志坚。金子的金，志向的志，坚强的坚。”民警写了一半抬起头：“您这个姓氏……是满族？”她说：“新中国了，姓什么都一样。”
民警没再多问，改了。她拿着新户口本走出来，路过天安门，抬头看了看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，心里默默说了一句：这辈子，就这么过了。
金志坚分到了崇文门外两间平房，在精忠街小学教书。头几年最难熬的不是上课，是过日子。她从小没干过活，头一回买菜不知道怎么看秤，头一回洗衣服搓得满手通红，头一回发工资攥着那几张钞票在屋里坐了半天。她把钱一张张捋平，叠好，塞进一个旧信封里，压在枕头底下。那天晚上她破天荒给自己煮了碗面条，卧了个鸡蛋。
1959年，学校党支部找她谈话。支部书记老刘开门见山：“金老师，组织上想发展你入党，你什么意见？”金志坚愣了半天，嘴唇哆嗦了几下才说出话：“我……我这个出身……”老刘摆摆手：“出身没法选，道路可以自己走。组织上考察你三年了，你够格。”
金志坚趴在桌上哭了一场，擦干眼泪写了入党申请书。那申请书她写了三遍，第一遍太激动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；第二遍太紧张，把“为人民服务”写成了“为人民服气”；第三遍才工工整整交上去。
这些事，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一点都不知道。溥仪1959年12月被特赦回京，住在政协招待所里，走路低着头，说话先看人脸色，吃饭都不敢夹菜。周总理看在眼里，心里一直琢磨怎么帮他迈过这道坎。
1960年春天，溥仪接到通知去西花厅吃饭。他紧张得一夜没睡，翻来覆去挑衣服，最后还是穿了那身蓝灰色中山装，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，领口勒得紧紧的。到了西花厅，桌上摆着几道家常菜：狮子头、红烧鱼、回锅肉。周总理给他夹菜，他就老老实实吃，话都不敢多说。
可他眼神老往旁边瞟。对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，齐耳短发，蓝布棉袄，正低头给总理倒水。溥仪看了两回，觉得眼熟，又不敢认。看到第三回，周总理笑着开了口：“是不是觉得面熟？这是你七妹，你不认识了？”
那女同志抬起头，嘴唇动了动，轻轻说了句：“我是韫欢，现在叫金志坚。”
溥仪的筷子“啪”一声掉在碗沿上。四十多年没见了。他脑子里还是妹妹五岁在王府花园追蝴蝶的模样，可眼前这位女同志，眼角有了细纹，手指粗糙，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人。他张了张嘴，不知道叫“七妹”还是叫“金志坚同志”。
金志坚比他大方得多，语气平平淡淡的：“我在崇文区精忠街小学教书，教语文。去年评上了先进教师。”周总理在旁边补了一句：“金老师班上的语文成绩，全区排第一。”
溥仪听着这话，脊背不知不觉挺了起来。他在抚顺那十年，听管教干部说过无数次“改造成新人”，一直觉得那是空话。可七妹就坐在对面，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儿——一个旧社会的格格，成了新社会的人民教师，还入了党，还当了先进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或许也能试试。
那顿饭吃完，金志坚帮着工作人员收拾碗筷。溥仪站在院子里看她利利索索地刷盘子，袖子挽到胳膊肘，肥皂沫溅到脸上也顾不上擦。他想起紫禁城里那些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妹妹们，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。
后来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写过周总理请他吃饭的事，但没提七妹。金志坚也从不对外人说。直到很多年后，精忠街小学的老教师们回忆往事，这段故事才慢慢拼凑出来。
金志坚一直教书教到1979年退休。三十多年里，她带出来的学生有当工程师的、当医生的、当解放军的。每年教师节，来看她的学生能从胡同口排到院门口。她常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就是学生们都忘了我是溥仪的妹妹。”
1980年冬天，金志坚翻出一张老照片，是醇亲王府的旧影。她看了两眼，把照片夹回书里，起身去给炉子添煤。炉火映在她脸上，红彤彤的。窗外胡同里传来孩子们打闹的笑声，有个孩子喊：“金老师——金老师——”她赶紧擦擦手，推门出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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